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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非按：
我的朋友张宇光先生是位作家，他在《云南政协报》担任编辑，有很丰富的人生历练。最近，他去做了一个月的清洁工。我看了之后多有感慨。原先想就此写点什么的，现在想到，写什么也不如请老师们看他的自述。他的亲历对我们教师应当很有启发，我也希望同行们去了解他的工作。
感谢张宇光先生同意我转载这篇文章。
我一个月的清洁工体验
郎 生
老茧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老同学打来电话时，我还在街上扫地。晚餐聚会，从北京来的他根本不相信我居然去做了清洁工。我伸出手说：“你看看上面的茧子就信了。”他问我干嘛这样，有必要吗？我说不这样不可能知道老茧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以往对底层民间的采访，更多是去走走问问，大不了坐坐谈谈。或恬不知耻地居高临下，或装模做样地悲天悯人，无一例外都是以局外人的眼光，去打量、描摹、甚至品评我们并不了解的工作与人群。这次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己去做清洁工，就是试图能真正从一个清洁工的角度，去体验并讲述一下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手上的茧子是二十天后才生长出来的。在那之前，是疼痛，尤其是手指和掌心的指根，中指更是首当其冲。而过去，我压根不知道最长的中指在体力劳动中所处的位置。直到体验结束一周后的今天，我提铁箕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弯曲时依然僵硬，筋骨挫动，疼痛依旧。
几乎所有清洁工的手指和掌心，都布满了远多过我的茧子，大大小小十几块。至于凌晨5时就开始“动大扫把”搞大扫除的，右手虎口上，更有栗子大的一坨。
前几天，又有清洁工在清扫街心垃圾时葬身于车轮之下。但肯定不会有人想到，正是我们随手扔弃在街头的垃圾，又夺走了一位清洁工人的性命。乱扔垃圾的我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做过清洁工的人才知道，即便上级没有强制要求，但出于本能，也不能容忍自己刚刚清扫得一尘不染的街心，又扔上了一块显眼的垃圾。那样很难看，不舒服。
垃圾的种类与乱扔垃圾的方式
我是今年中秋节中午，正式到昆明市大观商业城前面的街道做清洁工的。因为事前与五华区环卫处的陈副处长联系过，便直接到了工作岗位。按我的请求，除了环卫处和清扫保洁中心的领导，没人知道我是记者。我的工作时间是一个班（中班），从中午十二点到晚间七点。
我还是受到了照顾。中心虽然把我安排到了工作最繁忙的地段，但那里已有一名保洁员（即清洁工）。只是赶上节假日，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同时，中心还将发给我一个月的工资（500元），不要我所在的班组负担。我想这样也好，就不会挤占掉某位清洁工下个月的收入了。至于这500元拿来做什么，我还没想好。
中秋节那天虽说下起了小雨，但大观商业城人流不减。第一天我还默算过清扫的次数，十四趟，就是在三百多米的街道上来回清扫了十四趟。简单地说，就是清扫了一条宽阔的近五公里长的马路，并倒了垃圾。然而，这是一条多么肮脏的“马路”啊！我敢说，只要我和同事停止工作一小时，这条“马路”将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垃圾场！最要命的是国庆长假，我面前人流如织，垃圾如雪，唾痰似雨，这是一个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清洁工，才能看到的“奇景”。
在给朋友发的手机短信中，我提到过垃圾的种类：烟头、烟壳、纸巾、纸杯、纸盒、瓶子、塑料袋、小广告、脓痰、鼻涕、月饼、月饼盒、糕点、糖果、糖纸、盒饭、凉米线、烧饵块、炸洋芋、火腿肠、羊肉串、冰糖葫芦、竹签、牙签、冰棍、木棍、吸管、鸡骨、猪骨、死老鼠、呕吐物、大便、雨水、污汁、碎玻璃、钉子、沙灰、石子、泡沫塑料、树叶、草叶、菜叶、鲜花、水果、果皮······甚至包括人民币，简直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尽有啦。
至于乱扔垃圾的方式：有毫无意识型，即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想扔就扔，只要手上拿着的东西不需要，分分钟扔掉，且从容不迫，神态自若。有左顾右盼型，有好扔的地方就扔，没有好扔的地方也扔。最讨厌的是天女散花型，把瓜子壳和撕碎了的纸屑到处抛洒。还有更可怕的狗蹬灰或曰猫盖屎型，专门扔在犄角旮旯，墙边水沟，或者是灌木丛里，极难打扫。我得用扫帚一个一个，一根一根，从水里和地面的缝隙中清掏烟头和牙签竹签，用纸把角落里的粪便包裹起来扔掉，一张张拾起难以清扫的小广告。
乱扔垃圾者什么样的都有。我仔细观察考虑过，这甚至与我们的公德水准关系不大。因为聚集在路边采血车旁的众多青年，可以毫不犹疑地挽起袖子无偿献血，却依旧改不了乱扔垃圾的习惯——包括那些身穿白大褂从事公益活动的医务工作者——这是一种源于农村生活方式的根深蒂固的习惯。
清洁工时常也是拾荒者
与我在一处倒垃圾的两位同事也上中班，这意味着她们的月收入是500元。两人都是进城打工的农妇。与我搭档的王素兰师傅年过四十，儿女已大；年轻些的冉崇珍师傅，女儿刚在城郊的安宁上了初中，节假日就来看望母亲并沿街拾荒。
清洁工时常也是拾荒者。因为他们收入低，而在工作时顺手就可以捡拾到的饮料瓶、废纸等，尽管所获不多，但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笔贴补家用的收入，不可或缺。从第三天起，我就像她们那样，在手提的铁箕把上，挂起了收集瓶子和废纸的袋子，帮她们拾荒。
一开始，面对我递上的瓶子、废纸和在街头偶尔捡到的零钱，她们感到疑惑不解，以为我还不懂拾荒。就告诉我瓶子和废纸的价格，并好心劝我也“自己捡起”，虽说赚不得几个钱，但“捡起，要好些！”拾荒看地段，在繁华的商业区，一个清洁工每月能靠卖垃圾赚个百八十块。不过，工作任务也相应更为繁重。
街头的职业拾荒者很多，我曾经访查过，他们的月收入大致与做一个班的清洁工相当。他们也像清洁工一样，自己租房居住。一个瓶子扔在街上，只要我稍一迟疑，就被拾荒着捡去了。有时倒垃圾，见桶里有瓶子，我刚拈到瓶颈，瓶底就被人从另一头猛然抓住了，我自然争抢不过他们。
按工作要求，一个清洁工不能与行人发生冲突，辱骂乱扔垃圾者更是绝对不允许的，一经发现马上开除。所以做一个清洁工的本分是任劳任怨，埋头工作，哪怕我刚刚清扫过的路面，瞬间又被雨雪般落下的垃圾覆盖了。
清洁工人微言轻。我曾好言劝说几个装饰婚车的人，请不要把剪下的玫瑰枝叶到处乱扔。他们不仅毫不理睬，见我再三劝戒，反觉可笑，自始至终没有正眼看我，根本不屑与我多话。
国庆黄金周对我来说，每天的工作都像是一场战斗。我得抖擞精神去应付无穷无尽的垃圾，什么也不能多想，只能机械地重复着清扫和倾倒动作，一遍遍几乎不能停止地穿梭在人海车流中。按工作要求，无论你一天干几个班，无论你工作七小时、十小时还是十二个小时，一个清洁工原则上是不能坐下休息的。
做清洁工也没有节假日，只有老天爷下雨才得以稍事歇息。一天果然下雨，朋友发来短信，说在雨天工作，要我保重身体。我说我巴不得下雨，那样行人少些，空气清新，垃圾也少点。对我燥热酸疼的躯体来说，清凉的雨滴简直就像美人的指尖，是惟一的抚慰啦。
“你跟我们不一样”
最后三天，看着自己手上的老茧，我终于想起该怎样使用那500块钱工资了。——谁知却是自作聪明的一厢情愿。
原先想捐赠两个垃圾桶的，因为我所在的路段没有设置，导致清扫工作量过大。可后来听说是那里的商家不让安装，怕妨碍他们做生意。现在手上的茧子告诉我，我手提的铁制戳箕太沉，可以去订购几十个用轻便的机油桶制作的，供我众多的同事们使用。
与我搭档的王素兰师傅就有一个，是她的木匠丈夫为她做的。这种轻便戳箕很好用，不像保洁中心发得那样死沉笨重，且容量大，用不着频繁地去倾倒垃圾。我先出价50 元向王素兰师傅预订了一个，打算走前再送给冉崇珍师傅。
一个轻便戳箕其实市价只要5元，我出高价，是想给王师和冉师都留个纪念，算是临别赠礼吧。谁知却伤害了她们的自尊心。我所在班组的组长、为人谨慎的龚黎昆师傅，在不明就里之前，更是恼火，说我莫整他的难瞧，工具他一直在买的。
我不便询问龚黎昆组长为何不买轻便点的，因为全市的保洁部门都这样。而他和中心乃至五华环卫处的领导，对我都非常照顾，等于是出钱为我提供了这次难得的体验和采访机会。出于感谢，我不能有意为难人家，更不能让他们难堪。再者，从工作体制上讲，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王素兰师傅得知我的身份和意图后，也坚决拒绝把戳箕买给我。说冉师是她的同乡，怎么能由我买呢，她会送给她的。我再三说明解释也没用。
扯到最后，王素兰师傅说了实话：“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过两天就要走了，我们要成年累月在这里做下去。”而冉崇珍师傅的快人快语，更让我感到震撼。当我说自己好歹是她们一个月的同事和朋友，从年纪上讲也算大哥，临别总该有所表示时，她说：“不是，你不是。要是，就跟我们找个好点的工作嘛！”
是的，我确实什么也不是，甚至无能为她们做一点真正实在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根本没资格说自己是清洁工的同事，哪怕是一个月的同事。
请按劳动法让他们享有一天假日
一个月的清洁工体验对远离体力劳动者的我来说，像一年那样漫长。这倒不全是身体上的感受，更多是精神上无能为力的憋闷与窘迫。从我得知所有没签过劳动合同的清洁工都没有过一天假日，而他们的平均工作年限已达两至三年，平均工作时间每天也在九到十个小时，这种压抑感就更为强烈了。
同组的金兴华师傅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金兴华师傅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骑着三轮车一趟趟运送垃圾，月薪一千元。还有那些我遇上并交谈过的众多分属昆明市各城区的清洁工，他们长的干了七八年、五六年，短的也有几个月。仅只是五华环卫保洁中心，除两百名“正式工”外，余下的一千五百多人，都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享有过哪怕一天假日！他们无奈所请的每一天假，如回家过春节，生病，等等，除非找来亲友顶替，否则都将按比例扣除工资。有时按上级要求临时拉班（即延长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也罕有补贴或加班费。
尽管清扫保洁中心为每一位清洁工都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劳动法明文规定的有关劳动者休息、休假和工作时限的条律却形同虚设。一项法律如果名存实亡，就等于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清洁工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不知道有劳动法，也不知道劳动者必须享有假日，而这是国家赋予每一位公民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
每天都在编辑有关建立和谐的法制社会，关注弱势群体，主张社会公平正义稿件的我，又有何面目去面对自己“一个月的同事”？除非我们还能够为他们呼吁，为他们着想，为他们争取到一个最起码的公民待遇。这样做，是为了实践党和政府对人民大众的承诺，是为了使国家庄严的法律能够成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真正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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